安德礼参加易地扶贫搬迁共商会。(资料图片)

村民在开会

安德礼(中)与贫困户交流

村委会

村里巡逻

给贫困户分红

1990年，安德礼(右二)与老乡在深圳留影。

安德礼入户交流

回到贵州山村的时候，37岁的安德礼两手空空，除了18年在深圳打拼的经验。

20多个昔日的工友和老板把他送到深圳火车站。车站人群熙熙攘攘，罗湖口岸不断吞吐着黑压压的人潮。1989年，他第一次来到深圳时，身上只有7元钱，天还没亮，不远处的香港闪着霓虹。

那时的深圳，地王大厦还藏在规划里，邓小平还未曾寄语“你们要搞快一点”。满城都是农场、村庄和工厂，福田汽车站矮矮的三层楼让这个年轻人失望不已。

他的目的地本是香港，奈何没有通行证，只能拖着坐了四天四夜火车后浮肿的脚，沿路往回走。他迫切地需要找到一份工作来填饱肚子，最终，挂在树上的招工牌“救”了他，他进了农场，成了一名菜农，生产的蔬菜每日运送的目的地，正是香港。

深圳发展的节奏随后开始搅动这个年轻人的人生。农场让地关门，他去了工厂;工厂一个接一个地冒出来，他把本村和邻村400多个年轻人带到了这座城市;如今工厂纷纷外迁解散，400多个农民工或“留守”，或奔赴浙江，或返乡。

这个来自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深山的农民工，从车间小工干到了厂长助理，一度赶上了这座国际化都市的发展势头。总价2万元共130多平方米的房子、唾手可得的深圳户口以及融入这座城市的无数个机会纷纷和他打了照面，但很快，又一个接一个地擦肩而过。

他离这座城市越来越远。

深圳还在向前，他的赛跑却到了终点。2006年，37岁的安德礼离开深圳，折返回到了老家贵州兴仁县回龙镇塘山村，一年后，他成了一名村干部。

这个说自己“被时代甩开”的男人，发誓要让家乡不再走自己的老路。为了修路征地，他和村民大吵;试图流转土地，他一次次拿自己“血淋淋”的遭遇劝说邻里;精准扶贫是他眼中最重要的时代机遇，每天从清晨到黑夜，他写文件、入户劝说、建微信群发动村民返乡，几乎没休息过。

他说，没人比自己更清楚那种滋味了——那种梦想、机遇、未来近在咫尺却错过而狠狠坠下又不甘心的滋味。

一

11年了，安德礼还记得刚回家乡时眼前的景象。

泥巴路像一条绳子给被喀斯特山群包围的村子打了个结，拥有600余户3000余人的村子依旧没有通水，土地还藏在山上一个又一个的石头缝里。巨石间生出的罅隙是珍贵的土壤。种植一季，最后长成一根玉米，成为一餐的主食。

他心里有数，在这样的村庄发展大规模种植业很难。他也曾帮村子积极联络一家豆制品加工厂落户，可这里受困于地理条件，水质太差，还打不出地下水，只得作罢。

不过也因喀斯特地貌，这个辖区面积7.2平方公里的村子拥有天坑、地下溶洞和温泉等景观。被推选为村主任的安德礼决定，要推动村子发展旅游产业。

好消息很快到来。通过朋友亲戚的介绍，一位有意投资的老板开着小轿车驶入了通往村委会的泥巴路。陆陆续续考察了半年，对方决定投资2.2亿元，打造一个旅游景区，涉及征用土地300余亩。同时，县交通局也确定将对村子的主路进行水泥硬化。

上级发改委批复文件下来的那天，兴奋的安德礼开着自己那台车灯破破烂烂的吉普车，几乎是一路冲回了村子。

这种感觉他太熟悉了。

当年误打误撞进入深圳那家农场时，他本以为自己倒了大霉，没去成梦想中那个“遍地高楼大厦”的香港，反倒是进了灰扑扑的农场，和老家父辈做着同样的农活，结果第一个月工资下来了，200多元，20岁的安德礼手里攥着票子又茫然，又惊喜。

那一年，老家的教师月工资才几十元，镇上卖苦力一整天几元钱，猪肉1元1斤。

他在农场学会了开车，每天负责满城收菜。老板是香港人，见他和同行的伙伴能吃苦，便对他说，“这里的菜场都很缺人，你们回家过年的时候多带些人来吧。”

那一刻，安德礼觉得自己将会给全村人带来好运。

这个如今秃顶、皮肤黝黑的中年男人清晰地记得，第二年和他一起踏上财富之旅的年轻人一共有98个。他在火车站没有排队，走的是团体票窗口，车站广播里单独让他们进了母婴候车室检票，乘警站在两旁维持秩序。在那个年代的贵州，如此“庞大”的农民工客流还很罕见。

离目的地越来越近了，有同乡惊奇地喊着，“外面的房子咋都是白花花的啊!”车内一片哄笑。

这种幸福从车厢洋溢到了农场，以至于让安德礼忽略了深圳发展日新月异的脚步。从农场出来玩时，几乎一周就要变个样，有时候多了一家工厂，有时候多了几栋楼房，还有时候，又关了一家农场。

老板找到他的时候，农场搬离土地越来越金贵的深圳福田已成趋势。香港老板很遗憾地告诉这个年轻人，自己的农场在不久后就要让地关门了，这么多人，都得另谋生路了。

神奇的深圳又一次“救”了他。每日开车的路上，安德礼都会经过猫头山工业区。那时拥有8车道的北环大道还躲在图纸里，泥巴烂路上堵车是常态，两辆车碰面都得倒车让路。他常常看见一群人在车后推车，泥巴路难行，货车不时就会陷在其中。

一次，他碰见一辆陷在泥地里的卡车，一群民工在车后推得费劲。他不忍心，把车倒回，主动系上钢丝绳，帮卡车脱离了泥地。对方的老板站在一旁，安德礼正准备走人，台湾籍的老板走过去拉住他，对他说，“跟我干吧!”

拔地而起的工厂承接了从农场而来的幸福。安德礼很快发现，工厂的收入更高，并且数额随着订单走高一天比一天多，他和同乡纷纷从农场搬进了这个工业区。

那是一段“幸福的日子”。许多工厂刚刚兴建，人员不齐，遇上订单加量，要24小时开工，都得互借工人。作为一群兴仁民工的“老大”，安德礼无疑是红人，他帮着协调人员、处理问题。

再回家过年时，开往贵阳的大巴车直接在村口的省道拉人，他和列车乘务员成了哥们儿。那几年，本村和邻村一共400多人跟着他，从西南深山来到了南海边的这座城市。

厂长办公室在二楼，那会儿，安德礼时不时就会被叫上去接电话，砖头一般大小的“大哥大”只有厂长才有，他是最常用那台电话的人。

电话那头，是不断增加的用工需求和老乡零零碎碎的问题麻烦。他丝毫没注意，曾经在“饿死关头”救了自己的那家农场，已经悄悄消失了。那片土地，长出了密密麻麻的工厂。

二

在贵州喀斯特山群掩映下，一家旅游公司顺顺当当建起来了。租了房、挂了牌，眼前的一切都走向了正轨，安德礼和旅游公司商量好了，日后景区建起来，后勤保障部和保安部要优先聘用塘山村的人，商铺、餐饮开发这块也要给足当地村民优惠。

涉及征用的300余亩土地共牵扯90余户人家。安德礼家不在其中，他甚至有些羡慕得牙痒痒。在他看来，这种靠近景区的机会，千载难逢。

很多村民却并不这样想。流转土地的工作卡在了还剩30多户人家的阶段。有人对2.8万元流转一亩土地的价格表示不满，还有人跑到挂了牌的公司门口大喊大闹， “至少几十万元才行。”

安德礼气得快要喷出火来，“地是你的没错，但不能开发，这地就是一文不值。”他又劝说，“这事儿不止你，你的下一代下下代都可以享受。几十万给你你很快就会用完，但靠着景区开店、谋生那才是长远的利益。”

没有太多人听得进这番言论。村民挨家挨户地跟旅游公司提价，老板也是个有脾气的人，久谈不妥流转的土地，扔下一句“这些农民有福都不会享”后，就气冲冲地撤资了。

安德礼伤心了。他分明在这些老乡的身上看到了昔日的自己。

在深圳的自行车厂工作后，他从车间小工一溜儿就升到了车间主任。当时，恰逢深圳市出台“落户”政策：按投资规模大小，这些公司得到一些落户指标，安德礼被老板划入其中。

“我当时想，老家深圳都一样，就是干活挣钱，户口有啥区别。拿了户口就离老家的亲人远了。”安德礼痛快地放弃了这次机会。

后来公司规模扩大，他升任厂长助理，工厂将买来的几套房子以低价犒劳给骨干员工。安德礼分得了一套，2万元出头的价格，他换来了一套在珠光的房子。后来跳槽离开公司时，新公司太远，路程不便，他嫌麻烦，把房子以原价卖给了工厂。

工厂附近的华侨城有一家证券交易所。那时，一到休息日，安德礼总会发现几个同乡大清早就往华侨城跑，“挣大钱”。

所谓的“挣大钱”就是帮人排队。证券交易所门前，三五百人的长队是常态，排三四个小时基本就能碰到人来问，“卖位子不?两百块。”

第一次听说股票的安德礼感觉这个“兼职”来钱太快了，像“做梦一样”。

放假的时候，他跟着老乡跑到这里从清晨排到黄昏，运气好时还能排上两轮。那时他以为，“不会再有比这更轻松的活儿了”。

多年以后，再提及这些往事，安德礼轻轻扯动嘴角，露出了一个勉强的微笑。等到儿子要上学时，他才意识到自己错过了什么;等到深圳房价飞涨的时候，他已经不想去查自己原来那处房产如今价值几许了。

不甘心的情绪在几十年后又一次扑面而来。他盘算好了，一旦塘山村的旅游区建好，要动员村里的女人去学刺绣、开饭馆，自己的梅花鹿养殖场也要专门搞个摊位卖鹿茸和相关加工产品，能省去不少交通成本。

“当时我做梦都在想这些事儿。”他喃喃道，“太带动经济了。”

许久，已从村主任变成村支书的他看了看窗外，叹气道，“施工期是两年，如果当时顺利动工，现在一定有很多游客，怎么也该到了‘丰收’的时刻了。这事情太可惜了。”

他曾经因为这事不愿再竞选村干部。他说，“我之前一直觉得，当个村干部能有多难?能难过管一个几百人的工厂、动辄处理几千万元的订单吗?”

“事实是我错了。当村干部更难，太难太难了。”他苦笑。

三

旅游公司从这个贵州大山的贫困村撤走后，唯独公司挂的牌，几个鎏金大字还烙在村里的墙上。他舍不得拆。

每次离开村庄，他都要路过这块废弃的牌，想起当时的不甘心和遗憾。后来，每一个离开村子要去镇上和县城的村民，都会经过那里，都会看到那块生锈的牌子。

有村民后来找到他，说自己很后悔，恳请这位村干部“再去把那个老板请回来嘛”。说的人多了，安德礼也硬着头皮给老板打去电话，可对方已在邻近的地方重新找到了相似的旅游项目，那时候，已经开始动工了。

他把情况如实告诉了村民，还不忘补上一句，“是你们自己不争气，吓走了一大块肥肉。”

一句一句，他丝毫不讲情面。面对老乡，他恨不起来，却决定狠下心来。

有人嚼舌根说，精准扶贫国家给发钱，自己做不做无所谓，反正国家不可能不管贫困户。这话传到了安德礼耳中。他找到这人，丢下一句，“我再听到这种语言，对你不客气。”

2014年，村子终于迎来了水泥路。可在进村的地方，时不时发生堵车。那里有两户人家的房子太挤，甚至有点像昔日深圳的“握手楼”。两家劝说不下，拆房成本太高，他决定在旁边改道，把2.8米的进村路扩展到4.5米。

有人不同意了，“祖祖辈辈都能过的路，2.8米和4.5米有区别吗?”

“时代不同了。祖祖辈辈的路马车能过就行，我们现在的路不仅要过拖拉机，还要过大卡车，这能一样吗?”他回道。

这个在深圳见识过真正大路的男人，很清楚路的重要。要改道就得迁坟。安德礼找来一圈“见过世面”的村民，组了一个协调小组，负责挨家挨户地劝说。

本来事情都说通了，有一户人家却在施工队进驻时跑去阻拦，大晚上，来到村委会吼，“迁了祖坟坏了风水怎么办?把人克死了怎么办?”

“人如果真死了你给我抬到村委会来，我负责。”安德礼很强硬。

“你就看看哪个法医、哪个医生会出这种证明，说这个人是因为风水才死的。能吗?”安德礼很是淡定。

第二年年初，改道完成。那家不愿扩宽道路的农户最后自己找了施工队，完成了最后一个环节。后来，安德礼见他把大货车开到了自家土地附近，一袋一袋地卸着肥料，他凑上去故意问，“怎么样?这路修得有意思吗?”

有时候，这名村支书也在想，他也许不必如此坏脾气，完全可以像过去的村干部那样，“和稀泥”，“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可他一遇到事儿，暴脾气还是压不住。

他很清楚，“有些事情，错过了就是一辈子。”

当年在深圳，一个四川南充籍的厨师和他关系不错。为买股票，固定委托安德礼为他排队。

那时安德礼还笑对方，厨师也不是多有钱的职业，时不时就花个几百元买位置，进去还要花钱买股票，这行为太傻太不划算了。股票在他看来，太陌生了，他也不愿意研究，排排队挣钱，挺好的。

后来，厨师炒股挣了钱，买了房，还不止一套。如今，安德礼很久没和他联系了。

还在自行车厂工作的那段日子，一次，有老乡兴奋地跑回来，告诉安德礼，路上有厂高薪招工，排了几百米的队。他一听，换了衣服就跟着出去。可到了以后才发现，那是《深圳特区报》在招聘记者。

排队的人们穿着西服西裤，整整齐齐，最重要的是，要求那一栏写着，大学本科。

那是中学毕业的安德礼第一次如此直观地看到学历的重要，他一言不发，默默地走回工厂。后来，他拿到了中专学历，也慢慢想明白，当年中学毕业后就冲动地跳上火车，也许不是真正的“探险”。

深圳向前迈步的速度越来越快了，似乎没有时间停下来等。他曾代表工厂参加了一场有关工厂安全生产的会议。会上，政府的相关领导说，在深圳，不会用计算机的人将被视为文盲。

这个20多岁的年轻人计划着，回厂后，再好好练练计算器——他把计算器当成了计算机。

他不会的东西越来越多。到了离开那一年，许多工厂都将用工标准提高到了高中学历，他自嘲，幸好自己来得早，不然连工人都不让当。

尽管是主动离开，安德礼却一直觉得自己是被“甩”出去的。回到老家时，看到年迈体弱的父母，年久失修的房子，这个一度月薪5000元、做到厂长助理的中年人突然觉得“这么多年一事无成”。

四

很难把今天的塘山村和贫困村联系在一起。水泥路穿梭在喀斯特山群里，两层三层漂亮的小楼顺着公路鳞次栉比，水也通了，丝毫看不出贫困的影子。

但安德礼清楚，在很多角落，依然藏着贫困的影子。他需要做的，还有很多。

比如，很多小洋楼的内部都未曾装修，家具破破烂烂的。还有许多从外地打工归来的中年人，略显茫然无措，不知家里脱贫该从何入手。

很多人沿着上一辈的足迹，继续种植玉米和烤烟，再养几头牛和猪，日子也就能勉强对付着过了。

但在这个性格倔强的村支书看来，账显然不是这样算的，“传统作物种植只能稳定现在的局面，不能发展致富”，必须寻找脱贫致富的路径。

不过更重要的是，“要把自己的伤疤一次次露给他们看，让他们知道去看整个市场、整个环境的重要性。”

昔日，在瓦房和农场逐渐远离深圳时，安德礼流水线上的工作，辛苦又充实。只是，他不太喜欢每日必然响起的炮声。那时，某部队正在炸工业区后的那座山，以便为深圳市的建设提供土地资源。

他在炮声中期待工厂多接点订单，这样就能多挣一些了。他的同乡，却在这里看到了机遇，有人主动跳槽开始干起了建筑，赶上了深圳建筑业发展的“黄金时代”。还有人奔赴制衣厂、电路板厂、电子厂……不断有人离开这个“大家庭”，去寻找更好的机遇。

深圳昔日地标地王大厦竣工前，安德礼曾和同乡一起进去看过，那时他还在想，这么高的建筑到底能用来做啥，他后来才慢慢明白，这些高楼不是给人住的，它们叫写字楼。一个又一个外贸公司在这里成立、发展和壮大。

安德礼终于意识到，深圳又要变天了。

排污处理不好?搬。产业转型升级?搬。昔日密布的工厂也慢慢地离开，有的去了番禺，有的去了东莞，还有的去了地更便宜的中西部省份。

400多人的命运开始分岔。有地产行业的同乡在深圳站稳脚跟，还有人兴致勃勃地跟他说，“去浙江，今日的浙江，昨日的深圳。”

“不可能的。再也不会有像深圳这样的机会了。”他使劲儿摇头，“工人其实很脆弱，本质上能依靠的只有工厂，工厂一旦离开，工人就成了随波逐流的水草。”

他突然怀疑自己，当年带着这么多人来到深圳，是否作了最正确的决定。他像一个“大家长”管着这些老乡，期盼着他们安安心心挣钱，谁没拿到工资他冲在前头去交涉，谁家出事了他都会借钱，到现在还有好几万元没收回来。

曾有一名老乡罹患白血病，他发动周边工厂所有的贵州人捐款。白天上班，晚上筹钱和探病，最后，他们凑了8000多元医药费。只可惜人还是没留住。

他把老乡的骨灰带回了塘山村。返程时，安德礼仔细看了家乡那些新冒出来的小洋楼。这些农民工把挣来的辛苦钱悉数砸进了房子，修完地基修主体，主体搞好再装修，断断续续这么拖着，好几年就过去了。

真正干不动返乡的时候，人老了，房子也老了。

安德礼想找到拥有机遇的产业，把这些空荡荡的房子塞满。他瞄上了野菜种植，这个脑子活泛的中年人在县城大大小小的火锅店发现，野菜的销量早已超过了白菜和其他蔬菜，粗略算下来，一天至少能有三四百斤的市场。甚至有一家专门做野菜火锅的店面，拥有30多张桌子，饭点能翻好几次桌。

注重养生的人也越来越多，吃野菜成了一种潮流。他找到一些贫困户，准备流转土地种植何首乌、鱼腥草、剪刀菜和香蒿，再用自家养殖的梅花鹿的粪便来施肥。

这一次，支持成了主流的声音。有火锅店对他说，“你种多少，我收多少。”

五

离开深圳的那天，安德礼和前来送行的伙伴一一告别，他说自己对深圳没什么念想了，这里的一切都在欢迎着真正的“人才”，自己飘来飘去，也到了离开的时候。

当上村干部后，他曾再次来到这个城市寻求招商引资的机会。可他发现，曾经的工厂四周，拔地而起的是清一色的高楼大厦，如果不是路标明明白白写着，他一定会认为自己走错路了。

工厂的设施不断更新发展，只有绿化的草坪没怎么变样。当年下班后，铁皮房宿舍太热，工人们纷纷躺在草坪上乘凉，有人吹牛，有人抽烟，有人打牌，还有人看书。他喜欢在把一张网拴在树上，做成简易的吊床，躺在上面，眯着眼，昏黄的路灯一闪一闪，还能听到和家乡一样的昆虫的鸣叫。

现在的草坪修剪得整整齐齐，夜晚被汽车鸣笛声取代。他吃饭的美食城从地上搬到了地下，他去昔日朋友的工厂参观却被拦住，朋友出来接他，笑呵呵地解释，“你穿的太不正式了”。

安德礼一看，对方西装革履，自己还是过去那样，邹巴巴的T恤衫和长裤，怎么看怎么土。

他突然意识到，这座已经和自己告别的城市，到今天依然没有停下前进的脚步。自己逃避般躲回老家，还是要“继续追赶时代的机遇”。

回到塘山村，开过党员组长大会后，他和参会的村民一起吃饭。菜上桌了，他不准人动筷子，要求每一个人对村里未来的发展建言献策，不说不准吃饭。

有人觉得难为情，他跟对方讲，“从你举手宣誓的那一天起，你就和普通村民不一样了。”最后，那顿饭吃了两个多小时，气氛热闹，“村子历史上从没有过”。

开村民大会，他依然脾气暴躁，遇上不好好脱贫致富只想着吃喝玩乐的人，他依然忍不住要“骂人”，可他也会很认真地表扬村里一位50多岁的老人，这个老人好不容易供完了孩子读书，家里一贫如洗，靠着这次精准扶贫的政策，搞起了养殖场。

第一年，遭遇了市场寒冬，猪价大跌，他亏得血本无归。全家人都埋怨这个老人，安德礼还是找了一项精准扶贫政策，继续贷给了他几万元。老人一个人扛下了整个养殖场，几十头牛猪的喂养一肩挑，他闲下来甚至还去帮人打小工还债，从早上4点忙到晚上10点。

如今，老人即将扭亏为盈。安德礼看到了那股精气神，这是他最想传递给村民的，“有了那股劲儿，贫苦算什么，挫折算什么，还会有迈不过去的坎儿?”

这个身材有些矮胖的村支书依旧开着那辆前车灯摇摇欲坠的吉普，每天来回于野菜基地、梅花鹿养殖场、农户家和村委会，他的生活轨迹似乎再也不会和深圳有交集了。

但他心里清楚，虽然自诩“一事无成”，但深圳精神已经在他身上深深种下。他渴望机遇，并试图尽全力抓住机遇。

其实，当初他拥有的机遇还有很多。比如，自行车厂老板的信任，药厂朋友的橄榄枝等。

那个因白血病致死的老乡火化后，安德礼决定把骨灰送回老家。但工厂生产处于关键时期，老板坚决不同意他请假，这个倔脾气的贵州汉子最终带着骨灰坐上了回乡的火车。只是，回来后，老板和他相处实在尴尬，他想了想，选择了辞职。

在更早的时候，他被一名在药厂工作的朋友看中，力邀他脱下蓝领的工服，加入药厂，试着变成一名白领。

有那么一瞬间，安德礼心动了。但去药厂，意味着要彻底离开工业区，他还是放不下这400多个同乡。

他记得，几乎每次他回乡时，总有泪眼婆娑的老妈妈会把自己纳的鞋底交给他，求他带给自己的儿子。尽管，他为了送这些“心意”，晚上外出被抓到收容所过，但当年血气方刚的青年还是觉得，这些东西“太珍贵了”。

他放弃了这些触手可得的机遇，回乡后几乎和谁也没讲过。

人到中年，他回过头看，说后悔当年错过了户口，错过了房子，错过了扎根，错过了深圳的时代机遇，却从没后悔选择送骨灰回乡和留在工业区照看同乡。

在这个48岁的男人眼中，那些是比机遇更为重要的东西。